徐春雨看着地图，伸手指了指春雨镇旁边一个叫土窑的地方，说道：“把这里也顺手攻下，整个晋中北便都收入囊中了。”
“如果能拿下的话，当然最好。”陈天民沉吟了一下，缓缓说道：“其实，县城或重镇未必就要攻克，又不能种地产粮棉，反倒是乡村更主要。
把这些需要驻扎重兵防守的地方留给鬼子，更能牵制他们的兵力。比如太原，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就算是右玉，如果形势不利，我们也可以主动放弃。”
徐春雨似懂非懂，陷入思索。正好，一个参谋匆匆进来，手里拿着急电。
陈天民接过来简单看了看，微笑着递给了徐春雨，“这下子可好，战区要趁机打一场大会战啦！”
徐春雨看过电报，长出了一口气，不掩得意的神情，
“从普通战斗发展到战役，再到现在的会战，皆是咱们的力量推动。如今想来，当初是真的不敢相信呢！看看，调动了多少人马，连晋南、豫北都在策应咱们。”
“是啊，这才是共同抗战的样子。”陈天民虽然只是粗粗一看，但其中的兵力调动已经清楚，连一二九
师都要有所行动了。
不得不说，抗战只有各方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才能令日军顾此失彼，不断被消耗。
以历史上的中条山战役为例，未失守前，中条山的国府军至少牵制了三个师团的日军，使华北抗战形势不致恶化。
等到中条山沦陷，华北日军便解放出了这三个师团的机动兵力，冈村宁次这个厉害的家伙再上任，采取一系列新的手段和战法，立刻使华北八路军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唇亡齿寒的道理谁都懂，但有时候就是难以遵循，特别是涉及到本集团利益的时候。
而针对目前的局势，各方都有些出乎意料，日军在调兵遣将，陈天民也发动了自己的关系，协调晋绥军肖云天部，向大同线施加压力，最大限度地牵制日军。
武汉会战后，日军成功进占武汉，但此时日军已处于过度延伸状态，其多数常备与A级后备师团，均已投入前线，犹未能摧毁我军主力。
且虽然精华区业已损失大半，重庆当局仍不准备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日本发现他们陷入了他们一直想避免的持久战深渊。
日军此时的选择是停
下来，一面巩固占领区，一面采取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冀望国民政府同意和谈。
这种策略基本上只是重弹南京攻陷后的老调，可情况对日军却更恶劣，占领区大了至少一倍，日军既缺乏实力全面控制占领区，又缺乏足够的预备队。
如果说在一九三七年底日军采用这种策略是明智的话，一现在再重启此一想法就是愚蠢之至。
在决定了战略构想后，一九三八年底日军便开始进行兵力重整，即以大量新编成的独立旅团与B级后备师团开入中国，同原本投入战场的常备师团及A级后备师团进行换防。
换防出来的部队，或开回国内解除动员，或转调关东军对抗俄国的威胁。
按照计划，至一九四零年初，日军在华应部署二十四个师团、八十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与两个骑兵旅团，地面部队总数将近八十万人。
这兵力数字非常庞大，不仅驻军开销令日本政府颇感压力，占领区的广大也令日军很感头痛。
而更恶劣的情况是日本本土的经济问题。一九三七年初，日本才刚通过了一个以美、俄为假想敌的海、
陆军整建计划，总额达二十四亿日元，可才开始执行。
中日战争爆发，战费消耗庞大，同时扩军仍得进行，因此，日本央行的黄金准备急速消耗。
至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央行的黄金库存已消耗三分之二以上。即使如此，当年度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本陆军仍必须延缓整建计划的执行，才能挪出足够的预算应付战费。
在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的整建计划又做了修改，从最初版本的战时四十个师团到一九三八年初的五十五个师团，到一九三八年底，则是目标一九四二年之前完成战时六十五个师团与陆军航空队一百六十四个中队的整备工作。
为了生产并储备足够的装备、弹药、整建计划所需的经费自是节节高升，仅一九三九年的扩军预算便需十八亿日元，日本的财政已经到了临界点。
事实上，日本也积极的想从中国脱身，可其和谈条件超出国民政府的底线甚远，想在此一方面达成突破的机率并不高；
另一方面，日本虽在华北与华中试图扶植附庸政府“以华制华”，以帮助日军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力，但由
于效果都不怎么样，即使一九三九年扶植建立了***政权。
所以，日军在整体上是兵力不敷分配，各师团都负有占领任务，要发动攻势就得大幅抽调守备兵力，在无兵接防的前提下，攻势自是不可能持续，换言之，要以大攻势削弱我军，日本人就得大幅增兵，否则能打的就是局部攻势而已。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便体会到这一点，在报告中便认定了外交或小攻势是不可能有用的，必须大幅增兵采取大攻势。可此时日本陆军正忙着生钱去扩军，根本无法增兵前线。
事实上，自武汉会战后日军的“守备化”，就是为了省钱以支撑建军计划，在华日军地面部队自武汉会战后的高峰约八十五万人，至一九三九年七八月，已减少约五万人之多。
常备师团或A级后备师团满编约两万两千人，新调入的守备师团仅约一万五千人，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则仅约六千人。岗村的想法虽然正确，上头却是不可能接受。
正因为当时的大形势，以及国共敌后抗日部队还大量存在，晋东会战所要迎战的日军部队其实并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