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下地拔苗床上的杂草。
在我的人生路上，已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流向。
也是我的一种固定思想。
我就是不想让自己这一辈太苦太累，为了把很多人，很多思想践踏在脚下，为了有一段舒适自在的生活，我会用极苦、极累来抹涂我的半辈子。
我的左腕带有一个黑胶圈，是一次从厂子里捡起来随便戴上的。
为什么戴，连我自己也不大清楚。
非要有一种解释的话，就是我觉得自己在衣着打扮方面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戴上它就像去年戴五彩环，有一种新鲜，充实和安全感。
在砖厂，一个女工问玉春，我戴的是什么？
她掩饰说是电子表。
而我的父母竟怀疑是某女孩送我的礼物，并为此感到不安。
我复杂的时候，有人认为我简单。
我简单的时候，有人又把我想得太复杂了。
看来我这个人够个怪人了。
我从前还以为自己永远达不到黄老邪那种乖张、怪僻、情痴的程度呢。
也许有一天我兼备安静，慈悲，残忍，傻气，怪诞，狂妄。
回家路上，我去了景波兄家，他这一天画了三幅画。
我要了一些白纸回家。晚饭后急急打了草稿《窗外雨涟涟》的开头两章。
1989年5月16号星期二
午时收到李青林、《八小时以外》编辑部等两封信。李青林寄来小说《球瘾》，诗《无题》。
《八小时以外》编辑部说我的信和稿件他们已转交苏书棠了，并说明七月诗社地址，让我和七月诗社直接联系。
晚上拔草回来，到景波家看看，略谈半小时，到家编编草本、看看《饮马流花河》、《神雕侠侣前传》下集，夜便深了。
1989年5月17号星期三
把《徐贵华亲启》这封信送到关俊杰家，请他转交给徐贵华。
他不在，信交给他妻子了。
我到虎庄等邮局开门，问了本地邮政编码是115101。
到了老姑家，又到火药库和爸、老叔，老婶、老姑夫、作佳栽地瓜。
下午和老姑夫上山楂园给树施肥，小琳也跟了去。
山上的蚂蚱真是多的出奇。
我随便一蹲，手指及处，就能逮住两三只。
它们各式各样，活蹦乱跳，拚命证明这荒山秃岭还是有生机的。
回来时，有空看看《饮马流花河》。
金家大娘晌午就过来，让我晚上在她家吃饭。
我去时，玉春正走出大门，像是要来叫我的。
玉春一家人都在，她舅舅也在。
饭桌上，大娘总让我吃菜、别装假。
我感到是饱了，但又感觉胃口没有打开。
这也许就是爷爷常说的：饿了甜如蜜，饱了蜜不甜吧？
人的胃口古怪如此，何况人本身呢？
回到老姑家，静卧床榻，思绪无岸，突然感到曲高和寡，该是一种多少巨大的痛苦。
如果一个人已经死过一回了，那么他经历的懒洋洋时，是否也会感觉是一种幸福呢？
1989年5月18号星期四
午时施肥回来，奶奶和孙辉来了，说是找医生看孙辉手上的一个筋包。
我尝了奶奶带来的玻璃叶饼子，很好吃。
我早就知道那是很好吃的。
饭后，我躺着看《饮马流花河》。
孙辉和小琳用长竿子追打一只闯进屋的燕子。
童年里的人真是好享受，好让人羡慕。
可我怪烦的，说了两个小孩几句，可是总绷不住脸，两人也不怕我。
下午和老姑夫上果园泛园子，下班回来，真是一种好享受。
1989年5月19号星期五
昨夜电闪雷鸣，下了雨。
今晨雨仍不止，连绵至中午。
雨停而天犹未晴。百鸟齐鸣，鸡声喀喀。
虽近中午，尚保存着一种清晨的烦人之感。
雨中没什么事，信笔涂抹了几首分尸诗。
我对于诗歌创作，自知己入歧途，唯一值得自慰的是：那分尸诗里毕竟还有我一点灵性。
这种灵性是不易发挥的，也是不易发现的。
下午，我和老姑夫上火药库，帮爷爷，老叔，老婶栽地瓜。
一个女子骑自行车很快地下坡而去。
老叔问我：“你知道她是谁？”
我茫然，我怎么知道她是谁？
老婶说：“洪庆对象，郑家沟老张家的。”
回到老姑家，又拔地瓜芽子。
晚上到玉春家少坐一会儿，待《聪明的一休》结束，我回到老姑家。
营口电视台正演一个香港电视连续剧《流氓大亨》。
虽然标明此故事纯属虚构，但是一如《赤脚绅士》、《警花出更》等剧，我感觉有让人学习、受教育、被感染的真实东西。
三集连续剧结束，我在水泥台上洗了脚和袜子。
星高云淡，夜已深了，犹有许多人家灯火通明。
坐床凝思，窗外一轮圆月，皎洁生辉。
霎时，我毫无睡意，静坐不动。
许多往事一一闪现脑海，有时不禁为之失笑。
这样坐了有一阵子，直到丝丝困意袭来，才躺下拧亮红灯泡，写日记。
1989年5月20号星期六
上午和爷爷、老叔、老婶帮老姑夫家栽地瓜，贪响回来吃饭。
午后老叔，老婶迟迟未走，又接连有二祥子等三、四个客人来坐。
我借光躺到六点才起来。
老叔、老婶走后，我第一次自找理由去玉春家。
谁知刚一出门，下了雨。
我回来老姑家，不久二祥叔来了，老姑告诉我雨不下了。
我来到玉春家，一边看电视一边偶尔说些话。
《流氓大亨》一集未完，已近九点。
我见玉春有些咳嗽，像是病还没好，又想我坐在这里，她们一家总像很不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