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厉书记，没有想到在最后的时刻是你陪着我。不管以后怎么样，我一定会记着这份情谊。”宋小雨听厉无疆这么一说，她还是满怀感动的。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要不就是逃避自己，要不就是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然而她能看的出来厉无疆是真心想要帮助她。
“好了，我们之间是朋友，不需要说这么客气地话。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风雨过后一定会见彩虹的。”
“成林，你打听到康明义到底去哪里了吗？”
“任总，我已经派出了多路人马去寻找他可是至今没有他的消息。不过他现在肯定没有逃出国内，还在某个地方躲着。”范成林也百思不得其解，自己让康明义逃，康明义不愿意，这家伙自己却跑了，然而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这家伙躲在哪里。
“你们还是要多派些人手出去找，一定要在警方之前找到他。如果他不听话，就没有必要再留他了。”
“好的，任总，你放心，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找到他。”
“老乡，我的钱怎么不见了，这可是我的救命钱，是不是你们将我的钱拿走了？”康明义还没有离开东海省，而是躲在了一个渔民家中。他想找到船只，偷渡出去，可是最近警方查的太严了，短时间内他想要逃有些不可能。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他随身携带的钱却不翼而飞了。这可是他的逃命钱，没有了钱，他还能往哪里逃。
“同志，你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可能偷你的钱。我是看你可怜才收留了你，你怎么还冤枉人。我早就告诉你，这里小偷比较多，让你收拾好东西，你偏偏不听。你走吧，既然不相信我们，就不要在这里住。”
康明义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他真想上去打这个渔民一顿，他知道现在自己正被追逃，逃出去才是关键，现在他需要忍一忍。“老乡，我误会你了。我手上这个手表价值五万元，现在送给你，希望我能在你这里多住几天。”
“好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我就再收留你几天。不过你还是要尽快走人。”
这段时间，广源市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扫黑除恶活动和反腐败斗争。广源市公安局的班子成员已经被带走了几个。同时也牵涉到新城区、朝阳区、市政府等官员，大家都是人心惶惶。
正在这个时候，任伯年突然带队到广源市进行视察工作。厉无疆、范大同带着市委常委亲自迎接。任伯年先后到蒲城县、新城区等地方调研经济发展工作。
“无疆，自从你到广源市这段时间，广源市的经济有了一定进步，通利汽车、广源电子、东海小商品批发城等大项目的落地，说明你们还是用了心。”任伯年将厉无疆和范大同叫到一起进行了谈话。
“任省长，这也不完全是我的功劳，大部分都是范市长在做。前期为广源市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又响应省委的号召毫不动摇抓经济，这其中的几个大项目就是范市长亲自在抓。”
“好啊，现在全省干部配置中我认为广源市配备的比较合理，你们一个年富力强，一个经验丰富。大同、无疆，现在全国都在抓发展，目前也是发展的良机，你们要趁势而为、顺势而上，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现阶段你们广源市开展扫黑除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掌控好力度和节奏。扫黑除恶关键是要打伞，对于罪大恶极的干部，我们一定要严惩，但是对于那些情节轻微的干部，我们还是要予以保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干部都像圣人一样。对于知错能改的干部，我们一定要积极主动帮助，让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发展还是要这些干部来做。无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任伯年笑着说道。
“省长说的很对。我们的干部都是我们的内部同志，对于这些干部愿意主动投案、愿意主动交代、愿意主动认错，我们都可以给予机会。我们的组织倡导教育人、帮助人、挽救人、转化人，而不是非要和那个同志过不去。”厉无疆知道任伯年的意思，他也就顺着任伯年的思路往下走。
任伯年也知道厉无疆不会就这么听话的，不过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敲打。“大同，你作为广源市的市长，要协助无疆做好广源的工作。该承担的你要主动承担起来，虽然无疆年轻，有干劲，但是你也不能撂挑子。市委、市政府共同齐心协力，才能将广源市发展好。”
“任省长批评的是，这段时间我总感觉年龄大了，精力也不足，该让贤了，让年轻人多干一些，这样也有利于厉书记尽快了解广源、发展广源。今天任省长一批评，我知道错了，这是我的觉悟低了。以后我还是将我的工作拾起来，抓好市政府的各项工作。”
厉无疆感觉到这两个人，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其实就是告诉自己，后有任伯年，前有范大同。广源市不是厉无疆一个人说了算。不过厉无疆并不在乎，只要范大同愿意好好搞发展，他可以放权，如果谁要是破坏广源市的发展局面，那他就会毫不客气，不论面对谁他都没有怯意。“今天任省长的谈话让我也茅塞顿开，我们市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范市长的工作，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我都支持，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我都支持，只要有利于广源市未来的我都支持。”厉无疆的三个有利于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搞发展、搞民生我支持，其他的想要我支持，那就再说了。
“大同，厉无疆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他的态度很强势，我知道你不好干，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拿出之前的作风坚持自己该坚持的。此时如果你不坚持、不坚决，那以后你再想做，那就为时已晚。”任伯年在临走的时候向范大同单独讲了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