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对着何霖说了这一句话之后，继续开口了。
“东汉朝廷开始不了解情况，苟且求安，承认既成事实，先授贤以西域都护印缓，后又推翻前议，轻举妄为，特别是在中途裴遵强行迫使莎车使者换印，侮慢而近于戏弄，莎车王贤心怀怨愤，浸以骄横，态意兼并，一时西域各地自相攻伐，干戈不息，东汉朝廷处置不当，亦难辞其咎。
建武廿一年平素与匈奴关系最为密切的焉看也和部善、车师前王等十八国派使觑见光武帝刘秀，诉说莎车王贤横暴，恳求朝廷派遣都护，不料刘秀仍不在乎地答复:“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
迫使都善王安等投靠匈奴。
但由于匈奴奴主贵族对西域敛税重课，索求无度，所以西域各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更不能统率与之进退。
而且由于匈奴自身南北分裂，特别是北匈奴，在汉王朝与南匈奴的压力与分化下日益衰弱，单靠武力，已不足控制西域。
除通过龟兹为首的亲匈势力为其效劳外，也竭力玩弄政治手段想使东汉朝廷承认其对西域的统治，从而利用中央朝廷的威望，维持其对西域各国的奴役。
所以北匈奴一面不停出兵侵扰边境，向汉朝施加压力;一面又不断派人和朝廷往来，玩弄花招。
正如曾出使匈奴的郑众分析的那样:“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足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
建武廿十八年，北匈奴请求率领西域诸国来洛阳朝贡，俨然欲以西域诸国首领身份正式出现在东汉朝廷上。
光武时期经过剧烈兼并，夷灭群越实现中原统一，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为维护豪强利益，这个政权有着先天的弱点。
自称以“柔道”治理天下的光武帝，在处理西域问题上，一开始就缺乏坚强有力的政策，软弱摇摆，以致后来出现了史称“三绝三通”的曲折过程。”
“东汉明帝时，南匈奴早已经归降于汉，西域莎车势力也已经衰落，西域各国更加混乱，北匈奴则乘机在西域扩张势力，并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与东汉抗衡并袭扰汉边。
但此时中原地区日渐安定，东汉政权已经完全巩固，势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汉明帝改变东汉初期对西域和北匈奴采取的消极政策，开始积极经营西域和打击北匈奴的势力。
永平五年谒者仆射耿秉上书建议出兵打击匈奴，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并建议“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
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年，派大兵四路出击。
一路由骑都尉来苗率领北部各郡兵及乌桓、鲜卑兵一万一千骑出平城塞;一路由度辽将军吴棠率领河东、河西羌、胡及南单于兵一万一千骑出高阙塞;一路由驸马都尉耿秉等统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一路由奉车都尉窦固等统率河西甲率及卢水羌、胡一万二千骑出酒泉塞。
前三路军队都是北出北疆地区，战绩一般。
窦固率领的一路军队到达东部天山，击破驻守伊吾的匈奴南呼衍王，将其追赶至蒲类海，在伊吾地区设立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城，打开了东汉与西域的进一步联系。
次年，明帝又命窦固与耿秉率军一万四千骑出击车师各部。
耿秉率部深入车师后部，后部王安德降，前部王为安德的儿子，亦随其父归降，整个车师地区属于东汉。
与此同时，班超在西域南道诸国积极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率领三十六人，来往于诸国之间，轻易的诛杀匈奴使者和于阗巫师，使西域各国归属东汉。
之所以能如此，班超个人的因素固然起了不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西域各国早就希望与汉朝恢复联系，希望汉政府赶走匈奴，所以班超所到之处都受到普遍的欢迎和配合，得到西域各国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一通。
这次西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只维持了两年多，永平十八年一月，窦固率大军返回后，在北道，匈奴北单于遣左鹿蠢王率二万骑兵反攻车师，在南道，焉耆王勾结疏勒国王，乘乱杀害了西域都护陈睦。
在这场众寡悬殊的争夺战中，汉屯兵仅数百人，坚守不屈，“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当耿恭率军在西域兄弟民族的支援下，浴血奋战时，东汉朝廷由于明帝之死，放弃西域的论调再次提出，朝臣杨终等人认为:“北征匈奴，西开卅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城”。
对关宠等人的求援，置若罔闻，只有司徒鲍显力主援救。
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二万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