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看了一眼何霖，何霖还是一张冰冷的脸面。
男子并没有和何霖主动开口说话，而是继续说下去了。
“当时官吏向武帝奏报郭解无罪，公孙弘议论说：“郭解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做行侠弄权的事情，看谁不顺眼就随意杀掉；轵县儒生的被杀，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个罪比郭解亲手杀人还要大，应按大逆无道的罪名判决论罪。”于是就把郭解灭族。
班固曾经说过一句话：古时候天子封立诸侯之国，诸侯封立大夫之家，从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姓，各有等级，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百姓诚心侍奉他们的上司，而臣下没有觊觎篡夺之心。
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和征伐命令从诸侯发出；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世代掌握国家权力，又发展到大夫的家臣执掌一国政令。
逐渐发展到战国，出现了合纵连横，于是列国的公子，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都凭借王公的权势，争着延揽游侠，连鸡鸣狗盗之徒都受到嘉宾的礼待。
赵国的相虞卿，抛弃了国家和君主，去解救走投无路的朋友魏齐的厄运；信陵君魏无忌，偷盗兵符假传王命，杀害将领控制军队，用来解救平原君的危急；他们都因此增加了在诸侯中的影响，向天下人炫耀了名声，扼腕游说的人，把这四位豪杰当作最值得称道的人。
于是，就形成了背叛国家而为私交献身的社会舆论，遵守职责侍奉君主的道义就被废弃了。
等到汉朝建国，法网不严密，不知道改正这种弊端。
所以代国的丞相陈用千辆车子做随从队伍，而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都招集宾客数以千计；外戚大臣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之类的人，在京师争权夺利，平民游侠剧孟、郭解之流，横行于乡里，称霸一方，其势力可挫败公卿王侯，众多的百姓都觉得这些人的名声事迹很光荣，向往羡慕他们。
百姓即便是犯罪而陷入死地，自己却以杀身成名而引以自豪，就好象当年的季路、仇牧一样，到死也不后悔。
所以曾子说：“君主丧失原则，百姓离心离德已有很长时间了。”
如果没有贤明的君主在上，告知百姓什么行为是该受到表彰的，什么行为是应该摈弃的，并且用礼义法度去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怎么能知道什么是违犯禁令的行为，从而改邪归正呢！
按照古代的公正法则：春秋时期的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而战国时期争雄的六国，是五霸的罪人；至于说到信陵君等四豪，又是六国的罪人。
更何况象郭解之流的人，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平民百姓，却窃取生杀大权，他的罪恶已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了。
再看郭解的温良博爱，接济穷困，解救急难，谦虚退让而不自夸，也都不同凡响。
可惜啊，如同郭解这般人物，不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却在行侠这种社会末流中苟且放纵，最后自己身死，全族被杀，这并非是不对的。
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位时，治理国家，整顿百姓，严明有关制度；善与恶的区分主要取决于是立功还是犯罪，而不受舆论毁誉的扰乱，听其言还得责求行事，举出名还要指出实。
所以，名不副实的称之为虚，表里不一的称之为伪，毁誉不符合实际的称之为诬，议论事情丧失原则的称之为罔。
虚伪的行为不许出现，诬罔的言论不得流行，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避惩罚，没有罪恶过失的人不必担忧恐惧，私人请托处处碰壁，贿赂无人接受，抛弃浮华虚文，淘汰虚言巧语，禁止强词夺理，杜绝不正当的智谋，斥退百家之学的纷乱，统一于圣人的最高道术，用仁爱恩惠来教育百姓，再用礼乐制度加以修饰，就会风俗稳定而达到天下大治了。”
“后燕王刘定国与他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又夺走他弟弟的妻子做姬妾。
他杀了肥如县的县令郢人，郢人的兄弟上书朝廷告发了他的恶行，主父偃从中朝把这份弹劾文书转给外朝大臣。
公卿议罪，请求武帝诛杀刘定国，武帝批准了。刘定国自杀，封国被废除。
齐厉王刘次昌也与他姐姐纪翁主私通。
主父偃想把女儿嫁给齐王，齐王的母亲纪太后不同意。
主父偃就趁机对武帝说：“齐都临是有十万户居民的大都会，市井商税高达千金，人口众多而且地方富袷，超过长安，不是天子的亲弟和得宠的儿子，不得在此地为王。
现在的齐王和陛下的血亲关系越发疏远了，又听说他和他姐姐通奸luan伦，请求查处齐王！”于是，武帝就任命主父偃担任齐国的相，并且负责审查齐王的问题。
主父偃一到齐国，就立即捕审齐王后宫中的宦官，供词牵连到齐王；齐王害怕了，喝毒药自杀。
主父偃年轻时曾游历齐和燕、赵三国之地，等到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