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爱下敬、百姓信爱、能力过硬、独立自主、德高望重的完美状态。
独善其身让郑伟明从各方势力之间找到了自己能够施为的余地，这让他为百姓做了实事，也让他可以为一些年轻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些照拂。
然后，郑伟明郑大人就止步于此了，他的道，只允许他走到这个地步了，因为，他已经是“完美”的了。
郑伟明完全放弃了去管追查粮食走向的事务，他组织起宁江城中七个官方的售粮点，以疫情前市场粮价最低价格的百分之九十向城中百姓出售。
为了防止粮食被大户、富商、官吏、豪绅、帮会等等不怀好意的势力抢空，郑伟明严令东海省、宁江府开展对全城的居民编组，以固定范围的邻里组成一个单位“社”，成单位购买粮食。
这个社的三个社长由官府派吏员出任一名、居民出任两名，估计、核准、记录、购粮由三名社长一同进行。
粮食每三日一购，购买的总量和份量都要做到人家——社长——售粮点三处共同明确。
购买的粮食由官差和江南军官兵督送到每一户人家中去，彻底地落实粮食送到每一个需要的人手中去。
而且对于什么样的人家可以被编入购粮单位中去，郑伟明也制订有严格的规定。
在编组过程中，省衙派出的吏员、府衙派出的吏员、江南军派出的军官组成一队，前往调查居民家中的情况，判断家中确实缺粮的，编入社中。
对于那些大帮会组织、富商、豪绅，则记录在案，禁止从官府的售粮点购粮。
如果有人胆敢威胁编社抢夺粮食，及时向官府或者军队举报，严惩不贷。
如果有收到举报消极处置、不予处置、不予上报的差役、巡捕、官兵，郑台宪说了，国有国法、军有军规！
官差杖五十，抄家！官兵罚五十军棍，罚饷半年！
如果有趁火打劫、以权谋私的，不论官吏、差役、军官、士卒，全部斩首，以严正国法军纪！
平时和和气气、好似一尊佛一样的郑台宪此刻动用起手段来，不禁让人们心生畏惧，更让人们不由得佩服他的高才。
羽玄卫也发动起来，展现出了自己的可怕能量。
原本羽玄卫宁江千户所的数千人手加上丁圳带来的五百羽玄卫提骑四出巡检，干着他们的老本行，稽查百官万民。
如果上述一套下来，还有漏网之鱼，那羽玄卫会让你明白，能够接受国法、军规的制裁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那些干的都是人事。
落到了羽玄卫手里，那就是生不如死了，他们能用来整你的法子比你能想到的要多的多得多。
羽玄卫可没有什么上官压制，郑台宪也管不到他们头上。
最要命的是，一直自命不凡、自觉高人一等的大都督丁圳觉得自己在这次的危机中没有发挥出自己应该有的巨大作用，哪怕郑伟明已经给了他很大的“决定权”，但是丁圳自己心里有数。
他不满足于在郑伟明的“哄孩子”式的“接受指挥”下获得功绩和成果，他要靠自己做出成果，展现他帝王近侍、羽玄卫大都督的伟大光辉形象。
否则的话，这次他大老远从京城南下，一路大张旗鼓地招摇，威风显尽；结果到了江南就这么窝在宁江城里啥事都没干成，那岂不是专门出京城到地方做窝囊废给人看笑话了？
郑伟明可以给他表面虚浮的面子，但是别人也都不是瞎子，只有做出实在的功绩，他才能够为自己正名。
于是乎在郑伟明的高效设计和羽玄卫的锦上添花之下，宁江城的局势被稳定下来，有了向好的趋势。
这个时候，京城朝廷的商讨结果才终于“新鲜出炉”到了宁江，经过段通成等诸部长官集体开会、相国大人拍板的中央决策程序之后，朝廷给出的指示如下：
一切事宜以东海省布政使司为主，以布政使郑伟明郑老大人为仲裁，直接废话一句，本就应当如此，事实也早就是如此。
查明确认瘟疫爆发的最早时间、地点还有原因，组织医者研究瘟疫的传播途径、特性、病征。
允许布政使郑伟明下令、授权调用整个东海省的钱粮物资和人员，并且让其他邻省地方尽力配合东海省的需要。
总之就是一大堆的本来就已经在做的和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事情，统统条条列列地写在了朝廷命令上面。
骑着倒也不完全是大离王朝朝廷的低效无能，实在是东海这位布政使太过全才，又有海东青这位老将军的竭力配合，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没有朝廷的指示，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东海省真正需要的，是来自朝廷的军力、财力和粮食物资的支持，如果没有中央朝廷的支持和命令，郑伟明是无法获得来自其他省份的支援的。
命令上唯一卡在要点上的就是，查明找出明显的背后推手，并且指明由羽玄卫大都督丁圳负责、由地方配合。
丁大都督对此很是受用，深感自己还是责任重大，那么也就意味着自己能力更大咯。
郑伟明呢，对于这则废纸一样的命令并没有多放在心上，他只借此向其他省提出了粮食和物资的协调需求，来让他有更稳固的资本应对瘟疫和暗中的敌人。
唯有一点，他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瘟疫到底是什么个情况，没搞清这次瘟疫的传播途径就无法有效防治，那局面就无法得到改变。
只要外围的威胁存在，宁江城的封锁就不能解开，外围道路的戒严就必须得继续保持，这样下去迟早会出现变故的。
而瘟疫研究没有进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医生的高死亡率和由此引起的剩余医者对于瘟疫的恐惧。
第一次进入瘟疫爆发村庄的四名金山县仵作，出来之后当天就死了两个，剩下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