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管理着南方的这小半壁天下。虽然南京没有都城的名头，但是南京的政府机构却保留了下来。包括完善的六部制度和翰林院、督查院等重要机构，北京有的，南京全都有。
明朝南京里做官的大多都是哪一类人？做事劝谏惹皇帝不开心，去南京做官；效率差，跟不上皇帝办事节奏，去南京做官；老得上朝都困难的，去南京做官。所以南京还有一个头衔“明朝专用养老机构”。
所以对于在南京做官的年轻官吏来说，远离权力中心，基本上政治前途已经破灭了。而老年官员，年老了被发配到南京来，劳苦功高一辈子，却晚节不保，别人总觉得是皇帝嫌弃你老无所用。
所以南京做官的这一群人，除了个别“咸鱼”，其他的官员的内心都是非常痛苦，哪怕是从北京的二品，升到了南京的一品大员，那种心理落差也足以宣告一个人仕途理想的破灭。
所以，来迎接陆延的便是这样一群人。
除了准备躺平的咸鱼，以及老的准备退休的，谁不想要巴结这位朝廷新贵，圣眷无双的应天巡抚？
忻城伯虽然靖难功臣封的勋贵，但初代忻城伯赵彝，
封爵之后多次犯事，差点被朱棣给夺爵了，还是朱高炽登基，才赦免了忻城伯之罪。
从第二代忻城伯开始便一直待在南京。
传到赵之龙这辈已经是第十代了。
赵之龙十分热切一个个把今日同来迎接的官员做了介绍。
一番客套之后，几个主要官员送着陆延来到会同馆。
会同馆专门用于接待和安置官员，旁边便是专为接待外邦贡使乌蛮驿。
会同馆内，众人分宾主而坐，菜肴流水般上来，一看便是知道花了大心思的，一道道菜肴无不奢华精美。
“陆抚台以未及弱冠之龄巡抚应天，这可是前所未有啊，这份圣眷，如山似海啊！”灵璧侯汤国祚说道。
“陆抚台连中三元，六试魁首，放眼国朝也不过寥寥数人，我等真是汗颜啊！”刑部尚书熊明遇也道。
熊明遇这厮是个倒霉的，他是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好不容易做到兵科给事中，结果因为给皇帝进言，太白经天，荧惑袭月，是皇帝德行不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是朝廷无纪纲。
万历顿时火了，把他打发到福建做佥事。
天启朝之时，好不容易做到了太仆少卿，结果又因为得罪东
林党被赶到南京做右佥都御史。又为了救东林党人游士任，被劾其党庇徇私，魏忠贤即矫旨革职。之后又被汪文言案连累，追赃千二百金，谪戍贵州平溪卫。
好不容易等到崇祯登基，熊明遇被起复为兵部右侍郎。当时后金兵犯宣府，巡抚沈棨与中官王坤等遣使议和，馈金帛牢醴，后金兵马于是退去。
崇祯大怒，要杀沈棨，熊明遇上书为沈棨求情，于是又被贬到南京做官了。
右都御史陈于廷道：“听闻陛下派抚台巡抚应天，乃是为了开海事宜。”
在坐的这些官员之中，只有右都御史陈于廷和户部尚书郑三俊，并不是被打发来养老的。
这两位是来京察课考的。
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管理，明朝规定每六年要对南北两京的官员进行考察，谓之“京察”。京察时，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帝亲自考察，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如果考核不合格的官员，则会被直接罢黜，削职为民。
洪武时规定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弘治年间又变成六年举行一次。
依照官员政绩定为“八目”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
，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依据八目，将考察结果定为四等。
但制度的设想是美好的，但是实施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了。
特别是对四品以上官员的考察完全沦为了一种形式，四品以上的官员就通过臣子写“自陈疏”，由臣子自己向皇帝报告过去六年工作中的种种不足，希望皇帝能够罢黔罢黜自己。皇帝在看完自陈疏后，通常对臣子多加鼓励，然后将其留任。
正德四年刚刚确立自陈制度，由于实施之初较为严格，两百多名官员中有八人被罢免，但到正德十年时，已经没有一人因京察而罢黜。
到后来京察基本就成了一种政治斗争工具，除了少数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会因自陈而去位，大部分人都可以安全过关。
能够到达四品官以上的官员一般都是历经了十年寒窗苦读和多年来在仕途上的打拼，自然不愿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归隐山林。但是自陈疏要谦虚，不能夸自己有多好，而是要说明自己的缺点，让皇帝罢自己。
比如嘉靖十八年兵部尚书毛伯温就在自陈疏里说：“臣行年五十八岁，落齿有三，入仕三
十二年”。五十八岁做到二品大员在当时来说已经算年轻了。
如万历初年张居正刚开始改革，就碰上了六年一次的京察，他便写道，“臣性质闇昧，学术空疎，虽不敢逞小智以紊旧章........而水旱贼盗之时闻，吏治民风之未善，徒切忧惶，一筹罔效。是臣奉职无状之明验，可见于此矣。”
张居正表面上是说自己奉职无状，但实际上却是在夸耀自己过去六年来处理好了繁琐的政务，选贤用能，而且现在吏治民风不善，天下并不安稳，皇帝你还得倚靠我呢!
这种京察已经流于形式，皇帝甚至懒得一封封的查看和批示，只会对一些亲近的重臣或者亲睐的臣子亲笔批示，以资鼓励。决大部分官员的自陈疏到了皇帝那里，都只有“不准辞”“不允辞”三个字。
但对于低级官员来说，这京查便可能要命了。
这就不得不提万历年间的京察案，也是宣党跟东林党之间的恩怨由来。
宣党的“宣”字指的是安徽宣州，时宣党领袖汤宾尹利用自己的权力、威望、文采，广收门徒，其中江淮一带居多，代表的是江淮一带的士大夫阶层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