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参加完展销会后，五明回到山川机械厂，继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写作知识。
在学习写作知识的“选材”时，五明的学习笔记写道:
“选材其具体的原则有四条:
第一，要围绕文章的“主题”选择材料。
“主题”,即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或基本论点,是一篇文章的“灵魂”和“统帅”,所有的“材料”都要由它“统领”和“遣用”,所以，依主题表现的需要来“选材”,就成了一个首先必须遵循的原则。
所谓“选材”,就是以主题的表现为“依据”来决定材料的 的取舍，和主题有关、并能有力地说明、烘托、突出主题者，选而用之;和主题无关,不能说明、烘托、突出主题者,则扣而舍之。
例如,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伊索寓言》中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说是: “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温暖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蛇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农夫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农夫与蛇》的寓言是一个外国的历史的材料,和中国当时革命的形势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一般人即使熟知这个“材料”怕也不会写到这样一篇庄重、严肃的“政论性”文章中。但是,毛泽东却“慧眼独具”,他不仅深刻理解了这则“寓言”本身所蕴含的讽喻意义，而且看到了它在精神实质上和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相似”或“相通”之处，看到了它和文章主题“将革命进行到底”之间的虽属“间接”但又丝丝入扣的内在联系。因而他选用了这个材料，嘲讽了那些“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高喊和平”以求“恢复”的痴心妄想，义正辞严地宣称，中国人民“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有力地说明、烘托和突出了全文的主题。和主题“直接”有关的材料好选，和主题“间接”有关的材料难寻。而这恰恰表现了作者“依据”主题需要“妙选”材料的功力。
在一篇文章中,所有的材料都应具有或隐或显的“向心力”。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多余的材料，决不可有。战舰的甲板上,就没有一件多余的“摆设”;戏剧的舞台上，也没有一件多余的“道具”。关于这一点,契诃夫曾讲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要是你在头一章里提到墙上挂着枪，那么在第二章就一定得开枪,如果不开枪,那管枪就不必挂在那儿"。“枪”就好比文章里的一个“材料”,如果它和“主题”无关,不能开火射击,那么,它就根本不必“挂”在那里!
第二,要选择“典型”的材料。代表性和巨大说服力的事实现象或理论依据。 所谓“典型”材料，即那些能够深刻反映事物本质,
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它决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万象”。它只能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个性”反映“共性”这是一切文字“表现”的共同规律。这样，就势必有一个对“个性”的精心“挑选”问题。“题材”不典型,“材料”不全面就会影响“主题”的表现,削弱文章的“力量”。而“典型”的论据,由于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以一抵十”，原料矿藏中的“精华”,所以选择了它们,就能够很好地突出主题,反映本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例如,夏衍所写的《野草》，一开篇就提出了“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的问题。回答自然纷纭得很，有说“大象”有说“狮子”的,有说“金钢”的，但是，作者否决了这一切答案,认为“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这个“论点”真是拔地而起，力排众议，新颖之极。那么论据呢?作者不慌不忙、有根有据地说出了下面的“材料”:人的头盖骨结合得非常致密,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开,都没有成功。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盖骨里，给予适当的温度与湿度,使种子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开的骨骼,完整地分开。植物种子力量之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材料。它的成立，是《野草》这篇整篇立论的“基石”。其作用大矣!
又如,1901年2月3日，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给德皇威廉二世上了一个“奏议”,其中这样说道:中国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 落后就要挨打，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典型的“反面”材料。新华社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它,把它写入了《奔向二OO0》这篇文章里。这个“反面”史料一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落后就要挨打”!就呼之欲出了。真是令人警醒,催人发愤。
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数字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用,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这里的抓“要点”或“特点”，和“画眼睛”的办法是完全一致的:“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抓“特点”,画“眼睛”,其实质都是选材要“典型”的问题,材料不典型,题材不典型,就象是画人的“头发”一样，即使“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
第三，要选择真实、准确的材料。一般“文章”的写作，对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着严格的要求。所谓“真实”,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它是“实有其事”,不是弄虚作假、编造杜撰的;其二是说，它不是个别、偶然的“表象”,而是反映了客观事物的一定“本质”的。也就是说，“真实”这个概念,要求“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的有机统一。
做到“局部真实”也很不易。张冠李戴,添枝加叶;道听途说，无中生有，事实残缺,数字错讹;断章取义,引文多误的情况,屡见不鲜。如1979年中秋节，记者写了一篇报道邓颖超和日本朋友共度佳节的文章，其中就有两处材料不够真实。邓颖超对记者说: 记者们写的《中秋佳节话友情》,报上登了,我看过了，那篇文章里有两个地方不符合实际。第一，文章说“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秋菊盛开”,你们看,这里摆放的“秋菊”是绢制的,怎么能写成秋菊盛开呢?第二,那天日本朋友唱了《在北京的金山上》和《歌唱敬爱的周总理》两支歌，你们的文章里却写成只唱了《歌唱敬爱的总理》一支歌。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做到“整体真实”就更要下点力气了。这是在更高层层次”上的“真实”。譬如写“人”，你写到的几个材料虽都是立在其事”,但你这几个材料是“摘其所需”的，那么，经过你的思了的形象。有些“事"你掐头去尾孤立地看,可能是一个样子，你联系从总体上去考察、把握,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所以,把握“整体”的真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准确”是和“真实”相联系的。所谓“准确”,就是确凿可靠无误。记人，姓氏籍贯、面目特征、脾气禀性、音容笑貌刻画准确;叙事,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原因、结果，要交代确切;引文,作者、篇名、内容、标点、出处，要描述准确。“准确”、“真实”要在细枝末节上具体显现,“粗枝大叶”不行。
保证材料真实、准确，马克思在写作时,他就“从不满足于问来的材料,总要找源头，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使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由于马克思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权威人士的证实的，因而即使是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就是精细、严谨、科学的学风!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着作,“每一个字都是一枝必中的箭，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做根据的沉重控诉，是真实不可驳的赤裸的真理。”
中国古人对材料的真实、准确也是十分看重的。司马迁的《史记》，就被班固称为是“实录”,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说它写的材料很真实，经得起考核。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强调要“事信而不诞”。“信”就是确实可信,你写的材料要信实,而不能是虚妄荒诞的东西。宋代洪迈认为:“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不使差忒,乃可传信。”对议论性文章来说,事实的真确不误，的确是它“传信”于世的重要条件。清代“桐城派”更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的主张,把“考据”，即对于材料真实、准确的严格考核,提到了“文章”三要求之一的高度。所有这些,应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很值得借鉴。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一般“文章”和“文学”创作是不完全相同的。前者要求“生活”的真实，后者则要求“艺术”的真实。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所写的事实现象,可以是生活中虽未必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东西。即使如此，离开生活根基的胡编也是不应允许的。
第四,要选择新颖、生动的材料。这也是相当重要的。只有新颖、生动的材料，才能更好现出新鲜、活泼的内容。如有一篇题为《六尺和两米》的短文,其中叙述说:主管农业的县委常委,到公社去考察推广沼气的情况。他“鼓励挖沼气的社员们说:“很好!很好!学科学,用科学,普及科学,是改革形势的要求，是四化的需要……”。然后便问道:“沼气池要挖多深?”回答是:“六尺”。 新东县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农业方面的问题,农业局的负责人和要时技术干部汇报推广沼气的进展情况。汇报中间，这位主管农业的常委插话问道:“沼气池一般挖多深?”回答是:“两米”。他惊奇地章”反问道:“群众说池深六尺，你们技术人员说是两米,到底应该多深?”话音未绝,便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县委书记皱了皱眉头说:“我敏锐觉得每个领导干部都迫切需要加紧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就让我们从这两米等于六尺开始吧!”
这就是一个相当新鲜、有趣的“活材料”。那位县委常委，居领导职位，大讲“形势要求”，却弄不清“两米”等于“六尺”简单常识,难怪人们要“哄堂大笑”了。就是从这活生生的现实之里,作者自然地引出了“领导干部要加紧学文化、学科学”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