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鲜明的等级结构自古就是如此。
不管是帝王，还是前三者，对于商人都是一样的看法。
商人是在做奇货可居的勾当，于国朝无异处。
因此不论商人赚多少钱，依旧少不得被人看不起。
大唐绝对是所有朝代中相对开明的社会。
首先，是因为大唐的国土自创立以来，一直都在开拓中。
这也是大唐盛业发展迅速的原因。
商业的发展博那个没有提升商人的地位，甚至商人成了士族的工具。
不管是第一阶层的五姓七望，还是山东士族，抑或者江南集团，商人就是他们利用的工具。
当然，这样的现象一直存在，这也使得在大唐创立初期，身为陇西李氏的士族子弟，李维汉想要改变这样的现状。
他作为开拓者，知道大唐建国，不少的商人依靠着丰富物资加上运气获得一定的收益以后，这些商人也有一定的抱负，希望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
这些商人开始琢磨，如何可以让自己更进一步。
当然，有钱不一定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甚至大多时候，商人都不敢得罪官员。
因此大多数的商人，都会希望自己的后代，有机会可以进去士族阶级。
律法规定，如果父母是商贾那么子女大多数都没资格参加科举。
因此商人只能另辟蹊径，利用关系贿赂官员尝试买一些权势。
每个商人都清楚，只有成功让家中出现一个进入仕途的人，才能够保证自家赚得钱财。
这是因为有些商人在赚取万贯家财以后被当地官员安上一个莫须有罪名，直接给吞并掉。
这样的事情常有，使得商人没有安全感。
因此，仕途变成了他们唯一的方式。
科举制的出现，使得读书人成了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
商人由于常年经受压制，所以他们更对社会顶层士族向往。
当然事无绝对，在朝廷相对动乱的时期，可以通过花钱来买到官爵。
朝代最终灭亡，也可以依靠这段仕途履历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前隋的灭亡，大唐的一统使得不少商人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因为相对稳定的社会，使得这些想要用钱财获取爵位的商人望门无路。
大唐初期，国家实力强大，这也使得普通人很少有机会通过商贾之术，成为豪商巨贾。
但是，一旦有机会进入这个层次，做生意已经没有太多意思。
朝廷的政策，对他们这些生意比较大的人也会影响更大一些。
这也使得商人选择集中在一起，共同面对社会对商人的歧视。
华夏历代的君王眼中，发展农业的农民才更好控制。
商人阶级兴起，社会的流动性加大，会导致更多不稳定因素。
这也是君子不远游一说的由来。
“官人身及同居大厦功以上亲”。
从商的人，就不允许去当官。
官员士族，社会位置比较高。
但是实际收入，却并不高。
对比宋朝，大唐官员的月收入都没有他们的一半。
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永业田。
田地为根。
这也使得一些官员想要土地，需要花费更多的钱去置办田地。
大唐的强盛，但是官员会出现无法温饱的情况。
贪财现象在大唐官员阶层中比较常见。
地方官员为了加大财政收益，甚至出现了与商人合作的现象。
大唐的皇商就是由此而来。
他们的存在就是与社会中的商人沟通，通过朝廷垄断的行业，与他们进行分成合作。
不少商人借着这个机会去结交触官员。
公共关系的应酬，开始成为商人们的重要任务。
基本每个有势力的官员，背后都有几家大的商号支持其资金。
商人从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
这是因为商人掌握着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如果不能更好地运用，那么肯定会影响国朝的财政。
商人参政，也会为自己发声那些歧视商人的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
五姓七望这样的世家大族，就没办法做到垄断统治阶层的目的。